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
毛泽东唯一写文革的诗
毛泽东唯一写文革的诗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诗人。他一生中写过近百首气势磅礴、流韵千古的诗词，他的诗词概括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岁月，体现了伟人的心路历程，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领一代诗词之风骚。
在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中，写文革的只有一首，题为《七律·有所思》，写于1966年6月。诗曰：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前后，正在南方巡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他在杭州；途经长沙于十七日到韶山滴水洞，在滴水洞住了十一天；二十八日赴武汉。
此诗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是文革序幕揭开的时候。诗中所描绘的是，神州首都北京正经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指出要警惕混进“党、政、军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等等。“又来南国踏芳枝”，这里的“踏芳枝”指作者的南巡，反映了他既置身事外、又在静观事态发展的心境。“一阵风雷惊世界”，指“文革”的兴起及其反响；“满街红绿走旌旗”，写“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具体表现。最后的两句似乎才真正点明主题，引人遐思，使人有沉郁以至苍凉之感。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1966年初指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错误地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通知发出的同时，毛泽东离京南巡，回来后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在1966年6月的《有所思》很快就有了思索的结果。而且这个思索结果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他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领导与实现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文革烈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穿越时光隧道，刘继兴仿佛听到历史在这里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劫，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一严重后果，可能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刘继兴）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诗人。他一生中写过近百首气势磅礴、流韵千古的诗词，他的诗词概括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岁月，体现了伟人的心路历程，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领一代诗词之风骚。
在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中，写文革的只有一首，题为《七律·有所思》，写于1966年6月。诗曰：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前后，正在南方巡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他在杭州；途经长沙于十七日到韶山滴水洞，在滴水洞住了十一天；二十八日赴武汉。
此诗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是文革序幕揭开的时候。诗中所描绘的是，神州首都北京正经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指出要警惕混进“党、政、军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等等。“又来南国踏芳枝”，这里的“踏芳枝”指作者的南巡，反映了他既置身事外、又在静观事态发展的心境。“一阵风雷惊世界”，指“文革”的兴起及其反响；“满街红绿走旌旗”，写“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具体表现。最后的两句似乎才真正点明主题，引人遐思，使人有沉郁以至苍凉之感。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1966年初指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错误地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通知发出的同时，毛泽东离京南巡，回来后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在1966年6月的《有所思》很快就有了思索的结果。而且这个思索结果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他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领导与实现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文革烈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穿越时光隧道，刘继兴仿佛听到历史在这里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劫，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一严重后果，可能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刘继兴）
《 喝酒 》
哥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谈完女人谈自己，有人说，这年头，男人有钱就是大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人说，男人在家“气管严”真憋气；更有甚者说，男人嘛，要活出个样来，在社会上，男人能做的事情全给他干到，除了杀人放火，其他的：抽烟喝酒玩麻将、打架斗殴搞女人、当兵经商进监狱，全弄，不枉来到人间一回！，你别说，他这么一通言论还真有响应的。我最后说，你们的脑子让门弓子抽了是怎么的？长着人嘴不说人话呢？ 有钱是好事，可要取之有道，有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成吗？咱先不说法制社会，也不让你上天上摘下月亮，就单咱们北大河 叫你把水抽干，你能吗？这牛吹的也没边了，我说现在牛少了，原来都叫你吹死了吧。 “气管严”怎么了，那是老婆爱护你，没有约束，你不得上天了，离你被踹回老家不远了，我觉得，被老婆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管你衣食住行，给你生孩子伺候老小，这无后顾之忧的好事哪儿找去呀？就算管的严，那也是为你好，就像我前几天公出，没有老婆平时的严加管教，没准我就下水游泳去了，不淹死也得呛的晕头转向，何苦呢？ 有位哥们插嘴说，对，那找小姐的事，真就没什么意思，原以为有什么情趣，到头来花钱不说，跟老婆没啥区别，说的大家哈哈乐！！！， 我问，你用过几回小姐了，他说，还几回，一回就够了，听别人说小姐这么好，那么能，我看不过如此，老后悔了，给大伙说的都喷饭了！ 要说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 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人家那是意境，假如我，还斗酒呢，3两就找不着北了，还诗百篇呢。 说，酒壮英雄胆，那还是没喝到份上，和高了什么胆也没了，就算有胆，也力不从心什么也办不成，借酒劲耍酒疯，拿酒盖脸瞎胡闹才是真！ 我单位有位老兄，平时没喝酒时可真正经，工作肯干话不多，可喝完酒，我天那，满世界老天爷老大他老二，那吹起牛来没边儿了，敢和领导对着骂，领导看他那样了，就赶紧让职工把他架走，不然那一下午就别想消停了。等他醒酒了就后悔，哭天抹泪的，自己打自己嘴巴，领导看他可怜，还看在他平时工作肯干有能力，也就不处分他了。后来我们制定了一条规定，酒桌上谁劝他喝酒，并喝高了，就处分谁，打那后，这位老兄老实了很多，不过还有偶尔。 在我国司法实践上规定酒后犯罪，仍要负法律责任的。因为，酒后如真的喝醉了，就没有行为能力了，而有行为能力时那还是有意识有能力。我的一位法院朋友讲，他们为了证明酒喝醉了，有没有行为能力，做过试验，一桌人一块喝酒，试验人喝到一定程度，就和一位身材瘦小的人掰手腕，只要能掰过，还是没喝好，继续喝，等到喝的差不多了，连手腕都抓不住了，东倒西歪站不住，这时，他能去抢劫去吗，一推就倒，就更别说拿刀子去杀人什么的。不过有一点，酒喝到适量，各种能力比平时略高，这是事实。 不怕大家笑话，有一次，单位聚会喝高了，晚上回家跟太太说，今天我喝的正好，今晚咱们办那事儿吧，太太瞪我一眼，“办你个头”，说完佛袖而去。 有人说，一些人，酒后无德，酒后误事，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因此，我决定戒酒了，除非拓娘家的“ 女儿红”外，其他的一概不喝，什么 茅台、五粮液！！ 我的情 敬上。
小三的成与败
《小三的成与败》
我也没想到，在我所认识的女性友人当中，竟然也有职业小三来着。
此人仿佛是去年某次参加某一普通朋友的生日K歌会时认识的，姓什么忘了，只记得叫佳佳还是什么来着。短发，个子不高，身材算是凸凹有致，牙齿挺白的，长相还算甜美——之所以和她认识，是因为她也是湖南人；凑巧那天的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湖南人……
后来——大致是农历年初时，我们所共同认识的那个朋友因为在冰天雪地里开车出行遇到了麻烦，受了些伤，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修养——我也就去瞅了瞅，表示一下慰问和新年的祝愿。不曾想在那里又遇到了佳佳。此番聊天更为深入，得知她所以来深圳是因为有位极其爱她的男朋友在这里做大生意。他们彼此恩爱异常，如胶似漆。由于这位男士是潮汕人士，所谋的生意又是大买卖，所以生活非常不规律。往往是下午5点起床，夜里和生意朋友四处应酬，凌晨4点回家。于是，我那老乡佳佳就做了绝对的贤良淑德的好内助，不仅收拾家居，更是每天凌晨为男朋友煲各种各样的粥。
当时看着她那副陶醉其中的样子，真不敢相信湖南竟然也出这样的女子。于是艳羡之——尤其是她的男朋友，真舒服！
再后来，我们又在这位朋友伤愈复出的饭局上见了一次。不过，此番见面她仿佛有些心绪不宁。似乎我在饭店门前看她从某辆出租车里钻出来时还在喋喋不休的与司机拌嘴——只听她对一同来的女伴大声说道：“的士佬有什么了不起，老娘我拿钱砸死他！”闻此言余心生大不悦，暗想：虽说依旧青春年少，但你也是靠男朋友而生活的主儿，怎么别的没学到，把这暴发户的跋扈却学了个透彻呢？于是，饭桌上虽她数次与我搭话示好，我全然当作耳边风；之后她力主数人去唱K喝酒，我也以工作为由断然拒绝——从此，断了这位佳佳女士的音讯。
不想，这两天却在与朋友网聊的过程中得知一重大讯息——佳佳落难了。这位8友事无巨细，把个中缘由说得是天花乱坠——
原来，佳佳所谓男朋友乃是一潮汕商贾，老家尚有妻儿。在深多年资产颇丰。偶然机会得识湘女佳佳后为其美色所折服（注：我怎么没觉得有多美来着……），于是纳为女友，供其锦衣玉食，在中心区某单身人士聚居的小区租爱巢以设二人世界。然而，佳佳虽极尽讨好之能事，以身相许、夜夜熬粥、日日煲汤那都不在话下——但毕竟年轻，且学识尚浅。加之小三地位。外，出不得厅堂；内，入不得世家。男朋友在历经数月磨合，吃腻了湘味沙锅粥后，拍拍屁股便撇清了和佳佳的关系。刹那间，几个礼拜前还可以用钱把人砸死的小三就成了孤苦伶仃的剩女。
更富戏剧性的是：她的母亲和另一位至亲忽然来到深圳投靠她！更令房租即将到期的佳佳心急如焚。我心生好奇，问友人除母亲外，另一位所谓至亲究竟是何人。友人沉默片刻，敲出两个字：“儿子”……原来，这位25岁的女人早在家乡已经育有一现年四岁的男孩，只是孩子父亲究竟在哪里，连她自己也未曾言明过……
友人称出于所谓朋友道义，伴其赴车站接了亲人，又领其一行三人深圳一日游。随后决定彻底与此女划清界限，免得伤了自家FACE，辱没了清白人的名声。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很厌恶这个女老乡；可如今又忽然间多了些怜悯。
其实，说穿了也都没什么，就象欧洲杯赛上的土耳其，先是做了逆转王，后来又被别人逆转——做了小三儿的女人，就和土耳其一样，走的就是这么一条无间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我也没想到，在我所认识的女性友人当中，竟然也有职业小三来着。
此人仿佛是去年某次参加某一普通朋友的生日K歌会时认识的，姓什么忘了，只记得叫佳佳还是什么来着。短发，个子不高，身材算是凸凹有致，牙齿挺白的，长相还算甜美——之所以和她认识，是因为她也是湖南人；凑巧那天的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湖南人……
后来——大致是农历年初时，我们所共同认识的那个朋友因为在冰天雪地里开车出行遇到了麻烦，受了些伤，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修养——我也就去瞅了瞅，表示一下慰问和新年的祝愿。不曾想在那里又遇到了佳佳。此番聊天更为深入，得知她所以来深圳是因为有位极其爱她的男朋友在这里做大生意。他们彼此恩爱异常，如胶似漆。由于这位男士是潮汕人士，所谋的生意又是大买卖，所以生活非常不规律。往往是下午5点起床，夜里和生意朋友四处应酬，凌晨4点回家。于是，我那老乡佳佳就做了绝对的贤良淑德的好内助，不仅收拾家居，更是每天凌晨为男朋友煲各种各样的粥。
当时看着她那副陶醉其中的样子，真不敢相信湖南竟然也出这样的女子。于是艳羡之——尤其是她的男朋友，真舒服！
再后来，我们又在这位朋友伤愈复出的饭局上见了一次。不过，此番见面她仿佛有些心绪不宁。似乎我在饭店门前看她从某辆出租车里钻出来时还在喋喋不休的与司机拌嘴——只听她对一同来的女伴大声说道：“的士佬有什么了不起，老娘我拿钱砸死他！”闻此言余心生大不悦，暗想：虽说依旧青春年少，但你也是靠男朋友而生活的主儿，怎么别的没学到，把这暴发户的跋扈却学了个透彻呢？于是，饭桌上虽她数次与我搭话示好，我全然当作耳边风；之后她力主数人去唱K喝酒，我也以工作为由断然拒绝——从此，断了这位佳佳女士的音讯。
不想，这两天却在与朋友网聊的过程中得知一重大讯息——佳佳落难了。这位8友事无巨细，把个中缘由说得是天花乱坠——
原来，佳佳所谓男朋友乃是一潮汕商贾，老家尚有妻儿。在深多年资产颇丰。偶然机会得识湘女佳佳后为其美色所折服（注：我怎么没觉得有多美来着……），于是纳为女友，供其锦衣玉食，在中心区某单身人士聚居的小区租爱巢以设二人世界。然而，佳佳虽极尽讨好之能事，以身相许、夜夜熬粥、日日煲汤那都不在话下——但毕竟年轻，且学识尚浅。加之小三地位。外，出不得厅堂；内，入不得世家。男朋友在历经数月磨合，吃腻了湘味沙锅粥后，拍拍屁股便撇清了和佳佳的关系。刹那间，几个礼拜前还可以用钱把人砸死的小三就成了孤苦伶仃的剩女。
更富戏剧性的是：她的母亲和另一位至亲忽然来到深圳投靠她！更令房租即将到期的佳佳心急如焚。我心生好奇，问友人除母亲外，另一位所谓至亲究竟是何人。友人沉默片刻，敲出两个字：“儿子”……原来，这位25岁的女人早在家乡已经育有一现年四岁的男孩，只是孩子父亲究竟在哪里，连她自己也未曾言明过……
友人称出于所谓朋友道义，伴其赴车站接了亲人，又领其一行三人深圳一日游。随后决定彻底与此女划清界限，免得伤了自家FACE，辱没了清白人的名声。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很厌恶这个女老乡；可如今又忽然间多了些怜悯。
其实，说穿了也都没什么，就象欧洲杯赛上的土耳其，先是做了逆转王，后来又被别人逆转——做了小三儿的女人，就和土耳其一样，走的就是这么一条无间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钦佩】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
历史也算是我的一项爱好，在这一点上我是何时开始脱离低级趣味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从高一开始就对学校的历史课嗤之以鼻，课堂上数次与老师顶嘴争论，高中三年每年八次单元测验外加四次期中期末考几乎就没及过格。
当时的我当然不知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写出的历史课本完全是固体废物，大部分时候只是嫌历史课闷、废话太多、讲不到重点而已。
我的直觉，大概一辈子也就灵那么一次。
我母校的历史教育可不是泛泛之辈，没记错的话我高考那年就有人拿了历史单科满分——广东省历史单科状元。照说不珍惜这种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是很不妥的事。当然现在我知道了，高中那些根本就不是历史教育，是愚民教育。高考历史状元，就是愚民状元。
我很幸运，本能地避免遭受愚民教育的荼毒，今天才能免于满脸白痴相地愤怒地爱国。
所以当我听到“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讲课时，貌似开始挥发出某种即将热泪盈眶的强烈酸性物质。什么叫历史教育？这才叫历史教育啊！
袁腾飞：“像克林顿这样的小伙子，美国人气最旺的总统，干八年也得走人……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的话，所有的人都上去抽你去，你要是骂布什，估计都上去给你鼓掌……”
仅一句话，揭示了民主的真谛，揭穿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花了一年课时所精心编织出来的、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弥天大谎。像这样火力十足的精彩发言，在袁腾飞的讲课视频中时有出现，听得人心旷神怡。
这居然是在做高考突击复习！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袁腾飞的教学理念，貌似是“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得好好告诉告诉你”的“那种感觉”。换言之，真心实意，没有谎言。
这才是高中生们应该获得的真正的历史教育。
结果，自然有执着于真理的人（或者不如说是高中愚民历史教育的优秀产成品）跳出来一脸厌恶地指责袁腾飞“抬高别人、打击国人”，“像一地痞在侃大山，没什么，但是请你尊重自己的民族”。
哈！学历史还必须爱国，还必须尊重民族？前提是历史上的祖国至少该有值得一爱的优点、民族也得有值得尊重的资本吧！要是没有怎么办？
德国学历史的，要不要行举手礼，要不要尊重纳粹？日本右翼乐意尊重他们曾经称霸亚洲的伟大帝国，为何正人君子们却七不高兴八不高兴？俄罗斯学历史的，难道必须对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那一BIG PIECE OF SHIT昧着良心扯什么“成绩还是主要di嘛”？
你干脆把话挑明了不好？学历史就是为了爱国！就是这么简单的观点。这样我也能实话实说了，这种历史傻冒才去学哪！我要研究的是“以古非今”的那种历史，谁有空陪你搞爱国主义教育啊。
不过平心而论，正人君子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背地里大概也在不满地嘀咕：有什么办法啊，我们必须热爱和尊重历史上的祖国啊。因为今天的祖国，和历史上那个根本就他妈没啥区别嘛！
唉，我终于知道袁腾飞在怕什么了。显而易见的事。要学历史，就别爱国。
唯一确定的就是，我从高一开始就对学校的历史课嗤之以鼻，课堂上数次与老师顶嘴争论，高中三年每年八次单元测验外加四次期中期末考几乎就没及过格。
当时的我当然不知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写出的历史课本完全是固体废物，大部分时候只是嫌历史课闷、废话太多、讲不到重点而已。
我的直觉，大概一辈子也就灵那么一次。
我母校的历史教育可不是泛泛之辈，没记错的话我高考那年就有人拿了历史单科满分——广东省历史单科状元。照说不珍惜这种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是很不妥的事。当然现在我知道了，高中那些根本就不是历史教育，是愚民教育。高考历史状元，就是愚民状元。
我很幸运，本能地避免遭受愚民教育的荼毒，今天才能免于满脸白痴相地愤怒地爱国。
所以当我听到“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讲课时，貌似开始挥发出某种即将热泪盈眶的强烈酸性物质。什么叫历史教育？这才叫历史教育啊！
袁腾飞：“像克林顿这样的小伙子，美国人气最旺的总统，干八年也得走人……你要在美国的酒吧间里骂美国的话，所有的人都上去抽你去，你要是骂布什，估计都上去给你鼓掌……”
仅一句话，揭示了民主的真谛，揭穿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花了一年课时所精心编织出来的、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弥天大谎。像这样火力十足的精彩发言，在袁腾飞的讲课视频中时有出现，听得人心旷神怡。
这居然是在做高考突击复习！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袁腾飞的教学理念，貌似是“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得好好告诉告诉你”的“那种感觉”。换言之，真心实意，没有谎言。
这才是高中生们应该获得的真正的历史教育。
结果，自然有执着于真理的人（或者不如说是高中愚民历史教育的优秀产成品）跳出来一脸厌恶地指责袁腾飞“抬高别人、打击国人”，“像一地痞在侃大山，没什么，但是请你尊重自己的民族”。
哈！学历史还必须爱国，还必须尊重民族？前提是历史上的祖国至少该有值得一爱的优点、民族也得有值得尊重的资本吧！要是没有怎么办？
德国学历史的，要不要行举手礼，要不要尊重纳粹？日本右翼乐意尊重他们曾经称霸亚洲的伟大帝国，为何正人君子们却七不高兴八不高兴？俄罗斯学历史的，难道必须对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那一BIG PIECE OF SHIT昧着良心扯什么“成绩还是主要di嘛”？
你干脆把话挑明了不好？学历史就是为了爱国！就是这么简单的观点。这样我也能实话实说了，这种历史傻冒才去学哪！我要研究的是“以古非今”的那种历史，谁有空陪你搞爱国主义教育啊。
不过平心而论，正人君子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背地里大概也在不满地嘀咕：有什么办法啊，我们必须热爱和尊重历史上的祖国啊。因为今天的祖国，和历史上那个根本就他妈没啥区别嘛！
唉，我终于知道袁腾飞在怕什么了。显而易见的事。要学历史，就别爱国。
[中日历史琐谈之五] 中日外交战:“鬼使”“神差”大对决
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er），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磋商。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国际社会被如此惨烈的海难和日军的不宣而战深深震撼。（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外交部长”奕劻（总理王大臣、庆亲王）亲自主持了与英国公使的会谈。（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对与会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国在自己的藩属朝鲜海面上遭到了突然袭击，而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也第一次在东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会后，双方却出现了两份不同的会议记录，焦点集中在：英国下一步对日动武的可能性，以及双方对中国军事前景的预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奕劻问道：“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欧格讷答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这话虽然委婉，却依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鼓动英国对日报复，正是中国在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目标。作为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欧格讷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预测，都将对中国的士气民心乃至中日战争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但在欧格讷当天向伦敦发送的报告中，并非如此：“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此事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必须由女王陛下的政府遵照前例和国际法作出决定。”欧格讷在报告中强调说：“我个人认为，日本的行为是完全非法、无理的，因为高升号毫无防卫能力，又载有一千一百人，日本将其击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蛮横、残暴和无耻的行径。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关于女王陛下的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能要做出的决定，我不能冒昧提出初步意见，有必要等待更确切的详细情报。”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中英两国谈话者的记录重点，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在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双方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其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同时，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作为资深外交官，欧格讷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些临时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绝对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关系重大的表态，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国试图将英国拉下水的意图，从而在言语措辞方面会加倍警惕。总理衙门的报告，在英国可能对日兴兵方面进行了 “创作”, 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希望借助英国的虎威为自己壮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样关键的会议纪要上的“各自表述”，仅仅是中国外交部门在这场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战争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为中日第一次战略大对决，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大到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事实上，史料显示，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高升号事件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兵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卤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 “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不是宣扬皇恩（最壮观的是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蕃（比如汉唐的和亲政策），除非要在边疆推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将自治半自治的边民政权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还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Margary），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动乱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1825-1883)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 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二十二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芨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蔵（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到18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应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年－1926年），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年- 1936年），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惶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详见本刊上期《满清岂可称中华》）。（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的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乞及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则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Okami），这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真是一语中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并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给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梁启超则认为：“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外交部长”奕劻（总理王大臣、庆亲王）亲自主持了与英国公使的会谈。（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对与会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国在自己的藩属朝鲜海面上遭到了突然袭击，而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也第一次在东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会后，双方却出现了两份不同的会议记录，焦点集中在：英国下一步对日动武的可能性，以及双方对中国军事前景的预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奕劻问道：“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欧格讷答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这话虽然委婉，却依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鼓动英国对日报复，正是中国在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目标。作为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欧格讷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预测，都将对中国的士气民心乃至中日战争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但在欧格讷当天向伦敦发送的报告中，并非如此：“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此事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必须由女王陛下的政府遵照前例和国际法作出决定。”欧格讷在报告中强调说：“我个人认为，日本的行为是完全非法、无理的，因为高升号毫无防卫能力，又载有一千一百人，日本将其击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蛮横、残暴和无耻的行径。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关于女王陛下的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能要做出的决定，我不能冒昧提出初步意见，有必要等待更确切的详细情报。”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中英两国谈话者的记录重点，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在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双方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其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同时，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作为资深外交官，欧格讷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些临时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绝对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关系重大的表态，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国试图将英国拉下水的意图，从而在言语措辞方面会加倍警惕。总理衙门的报告，在英国可能对日兴兵方面进行了 “创作”, 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希望借助英国的虎威为自己壮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样关键的会议纪要上的“各自表述”，仅仅是中国外交部门在这场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战争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为中日第一次战略大对决，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大到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事实上，史料显示，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高升号事件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兵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卤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 “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不是宣扬皇恩（最壮观的是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蕃（比如汉唐的和亲政策），除非要在边疆推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将自治半自治的边民政权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还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Margary），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动乱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1825-1883)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 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二十二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芨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蔵（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到18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应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年－1926年），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年- 1936年），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惶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详见本刊上期《满清岂可称中华》）。（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的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Shel JeAnns版权所有）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乞及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则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Okami），这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Shel JeAnns版权所有）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真是一语中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并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给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Shel JeAnns版权所有）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Shel JeAnns版权所有）
梁启超则认为：“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Shel JeAnns版权所有）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Shel JeAnns版权所有）
高岗为什么敢向刘少奇“发难”？
关于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从现在可见的史料可知它主要是由于高岗在党内高层打击刘少奇的声望并企图取而代之而引起的，而其发端则是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高岗借批评“犯了错误”的中央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他自己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也承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了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高岗之所以要“指桑骂槐”地攻击刘少奇，除了他自视甚高、权力欲旺盛以及他主持中共东北局工作时挨过刘少奇的批评因而怀恨在心之外，也与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的显现有关：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谈话时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功劳的”，1950年东北局请示有关“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的问题时刘少奇指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东北即是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这个问题提得早了”，1951年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同年刘少奇又批评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大部份都符合以前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但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却已经变成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毛对刘上述“落后”的“资本主义观念”很是不满，曾在高层内部进行了驳斥和批评。1953年5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这无疑是对当时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严厉指责。（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这些当然都使高层人士领会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显然也是高岗向刘少奇“发难”的动因之一。
不过，刘少奇毕竟是1945年中共七大所确立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以高岗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虽然位高权重，要想单独向刘少奇挑战还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高岗敢于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向刘少奇发难，应该说他是自以为成竹在胸、有恃无恐的。问题在于，高岗当时“恃”的是什么呢？
一些有关史料值得注意。
历史学者林蕴晖先生在研究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时发现，毛泽东1954年没有参加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但在会前他断然拒绝了高岗提出的到杭州与他会面的请求，同时又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招呼”与会人员对高岗不要“冲”（发动攻击），不“展开具体批评”，会期不要“拉长”，要开成“和平会议”，以“力求避免主回”（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对此林先生疑问道：“中共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这问题问得好。如果毛泽东与高岗“发难”之事毫无瓜葛，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京主持会议并正气凛然地当面批评高岗的“分裂党”的言行。毛不这么做，显然是“事出有因”。林先生就此提到：“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这句颇为晦涩的话的意思是：毛泽东曾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即刘少奇）的“若干个别错误”，这使高岗“发生错觉”（即以为毛不信任刘了），因而犯了“错误”。（见林蕴晖著《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载《二十一世纪》杂志2003年8月号。）由此可见，毛泽东曾经与高岗谈到过他所认为的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而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话说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与高岗面对面时的尴尬。
关于毛泽东曾与高岗有“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从不少史料中也能够侧面地印证。比如薄一波就提到，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曾对人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还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众所周知，毛泽东被称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则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所以那“某个领导同志”当然是指毛泽东，那些话很符合毛泽东的身份，也像毛的口吻。所以，虽然薄一波断言高岗的说法是“无中生有”，是“捏造”，但实际上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许多其它史料反映的毛泽东的为人性情来看，毛泽东说得出那些话。
还有一个史料也很有意思。据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张秀山回忆，1954年周恩来和罗瑞卿到东北指导揭批高岗的会议，“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见张秀山著《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载《百年潮》2007年5期。）这查看刘少奇档案之事当时并没作为高岗的罪状，可见的确是毛泽东交办的。毛泽东要了解“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的原因无从知晓，但显然不会是什么好事——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后的“文革”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的罪证就是他1929年曾在奉天被捕过。高岗被毛交办这等事，可见毛对他的信任，而高岗显然也从中获知了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某种态度。
总之，虽然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行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但从种种侧面材料可以判断事前毛泽东是对高岗表达过对刘少奇的不满的。也许毛的确对高做了某种授意，只不过毛的意思或许是要借高岗这门“大炮”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敲打一下刘少奇，而并没让高岗取代他的想法；或者毛的确有让高岗来分刘少奇的权力的考虑并授意他可以有所行动，但由于高岗做得太露骨太过份太拙劣，引发了高层的混乱，损害到党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只能保刘而弃高。究竟如何？只能待更多史料的解秘与公开。
高岗之所以要“指桑骂槐”地攻击刘少奇，除了他自视甚高、权力欲旺盛以及他主持中共东北局工作时挨过刘少奇的批评因而怀恨在心之外，也与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的显现有关：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与资本家谈话时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对社会的发展是有功劳的”，1950年东北局请示有关“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的问题时刘少奇指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东北即是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这个问题提得早了”，1951年刘少奇又明确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同年刘少奇又批评中共山西省委提出组织合作社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个体私有制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其实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大部份都符合以前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但现在毛泽东的想法却已经变成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因而毛对刘上述“落后”的“资本主义观念”很是不满，曾在高层内部进行了驳斥和批评。1953年5月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这无疑是对当时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的严厉指责。（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出版。）这些当然都使高层人士领会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显然也是高岗向刘少奇“发难”的动因之一。
不过，刘少奇毕竟是1945年中共七大所确立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以高岗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虽然位高权重，要想单独向刘少奇挑战还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高岗敢于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向刘少奇发难，应该说他是自以为成竹在胸、有恃无恐的。问题在于，高岗当时“恃”的是什么呢？
一些有关史料值得注意。
历史学者林蕴晖先生在研究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时发现，毛泽东1954年没有参加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但在会前他断然拒绝了高岗提出的到杭州与他会面的请求，同时又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招呼”与会人员对高岗不要“冲”（发动攻击），不“展开具体批评”，会期不要“拉长”，要开成“和平会议”，以“力求避免主回”（避免毛泽东回京处理）。对此林先生疑问道：“中共党内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这问题问得好。如果毛泽东与高岗“发难”之事毫无瓜葛，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京主持会议并正气凛然地当面批评高岗的“分裂党”的言行。毛不这么做，显然是“事出有因”。林先生就此提到：“毛在与杨尚昆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这句颇为晦涩的话的意思是：毛泽东曾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即刘少奇）的“若干个别错误”，这使高岗“发生错觉”（即以为毛不信任刘了），因而犯了“错误”。（见林蕴晖著《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载《二十一世纪》杂志2003年8月号。）由此可见，毛泽东曾经与高岗谈到过他所认为的刘少奇的一些“错误”，而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话说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与高岗面对面时的尴尬。
关于毛泽东曾与高岗有“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从不少史料中也能够侧面地印证。比如薄一波就提到，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曾对人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还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众所周知，毛泽东被称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则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所以那“某个领导同志”当然是指毛泽东，那些话很符合毛泽东的身份，也像毛的口吻。所以，虽然薄一波断言高岗的说法是“无中生有”，是“捏造”，但实际上恐怕并不是空穴来风。从许多其它史料反映的毛泽东的为人性情来看，毛泽东说得出那些话。
还有一个史料也很有意思。据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张秀山回忆，1954年周恩来和罗瑞卿到东北指导揭批高岗的会议，“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见张秀山著《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载《百年潮》2007年5期。）这查看刘少奇档案之事当时并没作为高岗的罪状，可见的确是毛泽东交办的。毛泽东要了解“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的原因无从知晓，但显然不会是什么好事——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后的“文革”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的罪证就是他1929年曾在奉天被捕过。高岗被毛交办这等事，可见毛对他的信任，而高岗显然也从中获知了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某种态度。
总之，虽然现在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行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但从种种侧面材料可以判断事前毛泽东是对高岗表达过对刘少奇的不满的。也许毛的确对高做了某种授意，只不过毛的意思或许是要借高岗这门“大炮”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敲打一下刘少奇，而并没让高岗取代他的想法；或者毛的确有让高岗来分刘少奇的权力的考虑并授意他可以有所行动，但由于高岗做得太露骨太过份太拙劣，引发了高层的混乱，损害到党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只能保刘而弃高。究竟如何？只能待更多史料的解秘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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